一
母亲是我小学时代的老师，我人生第一个见到会写字的人是我母亲。她是村小学民请教师，又给小队当会计，在乡村算文化人。
那时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农村经常开会，一开会就唱歌，一唱歌就开会，开会前散会时都要唱。母亲经常深更半夜给男女社员教唱歌。记忆中，她不是在学校上课、组织劳动、办黑板报，就是记工分、算账、开会。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深秋季节，大地一片枯黄，树叶几乎掉光，天气已很冷了，有时早晚还结薄冰。村里收秋开始了。因为白天要收，分玉米棒和洋芋都是天黑收工以后。地里临时平整出一块场地，倒了一大堆玉米棒或洋芋。人们灯笼火把，有的提马灯，有的持手电。旁边燃着一堆野火，火光冲天，烟雾缭绕，既照明又取暖。火堆边围了一群人，前面的坐着，后面的站着，所有人的脸被火光照射成橘黄色。架子车横七竖八撂在那里，车子上放着麻袋和绳索，庄稼人们翘首以盼、急切地等待着丰收的果实。队长是我户族里的爷爷，年纪已很大了。他脸色黝黑，胡子拉碴，头上拢着像灰颜色的白羊肚手巾，穿着几处破洞、露出棉花的宽大棉袄，圪蹴在那里。队长爷爷面前横放着胳膊粗的杆子秤和桑条大抬筐。他抽着很长的铜嘴木烟锅，鼻尖上吊着一滴清鼻涕，焦急地望着正在对面算账的我母亲。
母亲在一堆洋芋蔓子或玉米杆上盘腿坐着，她身披棉袄，右膝盖放着账本，左膝盖放着算盘，一边写着，一边拨拉算盘珠，低头沉默地算上一阵，然后抬起头，将滑在额头的一绺头发向耳后一抿，就声音拉得长长的，喊着户主们的名字，报着应分配的数字……有时我半夜起来小便，见母亲还在油灯下坐着，她满脸憔悴，眼睛里布满红丝，头凑在昏暗的油灯下纳鞋底。母亲咬着牙，嘴角抽向一边，将针从厚厚的鞋底扎过去，“噌噌”地抽过麻绳，在手掌上缠几圈，拽一下，针又在头上一划一划，继续纳……
辛苦忙碌，容易烦躁，烦躁升级就是暴躁，母亲暴躁的表现形式就是我们姊妹四人挨打受骂。她内外皆顾，难得休歇，父亲工作在外，我又不好管。去龙华中学既能念书，又可以让当校长的姨夫管束。这样我就到龙华中学上了初中。
二
我吃住在白家沟姨姨家里，和村里的学生一起跑路上学。从家里去白家沟好像是年后正月初九。那天下了一层薄雪，远山近岭都是白皑皑的一片。天气清冷，显出几分苍凉，要与母亲分别了，我内心有些酸楚，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孑然一人徒步远行。母亲不放心，将我送至东岔村的三岔路口，指点着让我沿右手边的沟一直走，过了龙华寺，再向左手边的沟里走，走到沟掌就是白家沟。和母亲分手后，拐过一个河湾，望着眼前幽黑曲折的一条深沟，泪水一下模糊了我的眼睛……
白家沟算个大村庄，近千口人。村庄是一条狭窄的深沟，沟的一边是高大陡峭的山峰，几乎难以立脚，另一边是一条狭长且坡度很大的石畔，石畔沿上就是村庄。沟里的人叫山上的人，山上的人喊沟里的人，先大声长长地“嗷”一声，才声嘶力竭地说话。村里大人小孩都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出于迷信讲究，怕孩子活不了，他们将“爸爸”叫“大”“姨夫”或“姑父”，还有叫“舅舅”的。我与这个村和村里的人难以融合。我想起了我妈，想起从小玩耍的伙伴，想起我们村平坦的地貌，宽展的道路，想起我们村旁边的公路上每天穿行的汽车，不时鸣叫的汽车喇叭声，就黯然伤心流泪。尽管姨姨对我母亲般的疼爱，我还是很想家！
到白家沟第二天，晚上临近睡觉，姨姨爱怜地望着我说：“爱娃，你怎了，自从来了就灰溜溜的？”
我没有说话就哽咽着，流出了眼泪。
姨姨心疼地说：“你干脆回去住上几天，临开学再来，要不我捎话让你妈来。”
……
姨姨家住在大庄下面的一个小沟里，是个小自然村，叫曹家沟，五六户人家分布在形似“对号”的河湾里。因为我想家，姨姨让姨夫的侄儿带我去大庄转。姨夫的侄儿叫“招成”，他大我五六岁。去大庄要从沟底的曹家沟沿着狭长的一道石畔上去，到寺庙那里才是村子中心，村里开会聚集、闹秧歌都在这庙院里。
我和招成大哥行至庙的旁边，看见满是羊蹄印和羊粪珠的土路上，满满地放着两桶水，水桶之间横架着一条扁担，扁担中间坐着一个女孩。她好像刚从沟里挑了一担水爬坡上来，好不容易到了平地，正在歇脚。女孩旁边的两桶水清得发黑，她好像刚刚坐下，桶里的水还在微微颤动。这女孩圆圆的脸，脸颊红扑扑、汗津津的，两条短辫垂在耳后。见我俩走过来，她笑眯眯地问招成哥：“这个娃娃是哪的？谁家的亲戚？”
招成哥诡谲地笑笑，看了一下我，又看看这个女孩，说：“我给你瞅的个猴女婿，你看亲不亲？”
听他这么一说，旁边几个调皮的男孩子起哄着喊叫：“玉莲汉、玉莲汉”。
这场面使我无地自容，非常尴尬。同时我见这女孩脸“唰”地红到了耳根，猛然站起身挑着水，跌跌撞撞就跑了。
我们在大庄转了老半天，返回时路过庙院里的代销店，我记起自己兜里装着过年积攒的几块压岁钱，对招成哥说：“我拿钱着了，咱进代销店买糖去。”
我们踏进代销店门槛，看见玉莲站在那里。她穿着枣红色上衣，白白肉肉的耳朵后面是两条短辫，在红袄的映衬下，脸色粉嘟嘟的，手里正拿着贝壳包装的那种抹脸油，翻来覆去地看着。我们买了五颜六色的水果糖，招成哥抓了几个给玉莲往手里递，她推搡着不肯要，匆匆地走出了门。招成哥拉着她的胳膊，将糖塞进她的衣兜后，顺势把玉莲推在我身上，我俩重重地相撞了一下。玉莲一脸羞愧，面红耳赤，还有些恼羞成怒的情绪。她从庙宇正殿旁边的小土坡急急地跑上去，一溜烟就不见了。这一幕让代销店门外的碎脑娃娃又“玉莲汉、玉莲汉”地喊叫了一阵。我红着脸，低着头，把一粒石子踩在脚下拧来拧去。从此，“玉莲汉”取代了我的名字。放学后，我上山给姨姨家砍苜蓿、去场上分粮、下园子浇地、挽菜、摘豆角、担水的路上，所到之处都能听见坏孩子们喊叫我“玉莲汉”。
到姨姨家不久，本来就想家，又遇到这出乎预料，让人难堪、羞愧，下不了台的事，我内心很懊悔，情绪更加低落。
三
正月十五前一天早饭后，大庄庙院那里突然响起了锣鼓声。听说村里秧歌队正月十五白天要去桐条沟公社会演，晚上回村演出后，正月的秧歌就算结束了。为在公社会演中夺得好成绩，会演前又在练习彩排。我想去看看热闹，又想玉莲或许也在秧歌队，就不敢去了。
正月十五下午，秧歌队会演结束返回村里，晚上要在村子庙院里举行最后一次盛大演出。晚饭后，我和姨姨姨夫全家穿着厚厚的棉衣，打着手电，从硷畔下面的盘盘小路下了沟，往大庄走。月亮又大又圆，金灿灿的，高高悬在天空，湛蓝色的天幕上星星密密麻麻，晶莹闪烁，宛如老式秤杆上的铜星，整个夜空和大地显得异常明亮。河里的冰白花花的，明光光的，结冰已开始消融，可以听见冰层下面哗啦啦的流水声。我们沿着狭长的一道石畔上去，走进将要举行演出的庙宇院子。
这是个正方形院落，北边是正殿，南边是戏楼，西边是围墙，东边的几孔窑洞是大队部、代销店，靠边的一孔窑门面上“俱乐部”几个字斑斑驳驳，依稀可见。院子已栽起几根长长的木椽，椽子顶端铁丝吊着碗口大的棉花团，棉花团上浇了柴油，火已燃着了，火光照亮了院子，又渲染了气氛。看热闹的人已挤满了院子，人群里有说话声，有笑声，有小孩的哭声，间或就有顽皮的男孩往人群里扔鞭炮，女人们按住了耳朵，男人们迅速躲开。旁边代销店里的花炮、烟、酒、水果糖几乎卖光。听见庙院外边还有奔跑的脚步声，看热闹的人大呼小叫还继续往来赶。
这天晚上闹红火，先是文艺节目表演，舞台设在戏楼里，文艺演出结束后，才到院子里扭大秧歌。演员多数是学校毕业回乡的男女青年和正在龙华中学上学的本村学生。舞台后面演员们面对小镜子，头左右摇来摆去地正在化妆。舞台侧面五六个人的小乐队已吱吱呀呀开始定弦，吹笛子的青年吹几下，就用舌头舔笛膜。突然间，乐器声戛然而止。只见一个女报幕员面带悦色走向前台，她微笑着，扫视了一下观众，说了几句新春祝福的话，就报了第一个节目。
令人吃惊的是，第一个表演节目的竟然是玉莲。她侧着身、倒着细碎的脚步，步履轻盈柔曼地从后台出场了：身穿红上衣，绿裤子，头戴一顶大草帽，脖子上搭一条白毛巾，手持一个窄长的船桨开始表演了。化了妆又在灯光下，她显得更加容光焕发，光彩夺目。
突然间，我的心怦怦地狂跳起来。我缩着头，尽量躲在姨姨和姨夫身边，借助他们的身体掩护自己，生怕戏台下人群里哪个碎脑娃娃发现我，再喊“玉莲汉”，这种恐惧心理使我产生了离开的念头，令人沮丧的是，我夹在人群里挤不出去。
玉莲表演的剧目早已忘却，但隐约记得她的剧中名叫“水莲”。剧情大意是：回乡青年、积极分子水莲，在湖里划船给大队放鸭子，一个反革命分子偷集体的鸭子，被水莲抓获，扭送到了公社。玉莲表演之后，还有很多节目：“夫妻两个学毛选”“逛新城”“三句半”“四个老汉上工地”“眉户梁秋燕”“大合唱”……
文艺演出一结束，秧歌就开始了。看演出时黑压压的人群，马上就在院子里围成了大圆圈。台上乐队的几个人挪在舞台中间，敲起了锣鼓，刚才的演员换上了秧歌服装，在人群中间空出的场地排成两列长长的队伍，男一排，女一排。男领头举着斧头，女领头举着镰刀，斧头和镰刀上面挽着红花。秧歌队列旁边是装饰华丽的水船，水船内一个姑娘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微微摇摆着船；水船外白须垂胸，头戴大草帽，手持长桨的老艄公跃跃欲试。
时光已近午夜，鸣过几声炮，放了一阵烟花，秧歌就正式开始了。顿时鼓乐齐鸣，锣鼓喧天，男女两列秧歌队员满面春风，激情澎湃，翩翩起舞，人们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这个山村的夜晚沸腾了。
当秧歌队转着经过我面前时，我看见住在姨姨家旁边的郝清芳、白海莲也在秧歌队里。她俩身着红上衣绿裤子，化了浓妆，头上戴着红花，手持五彩扇，随着锣鼓节奏的变化，时而扭动，时而跳跃，时而旋转，手里扭动的扇子像飞舞的彩蝶。间或又与男队交叉互动表演，动作轻盈柔软、活泼灵巧，招来众多赞许的目光，在村里观众心目中简直成了明星。郝清芳穿着一双锃亮的黑皮鞋，在整个秧歌队显得格外耀眼，有些鹤立鸡群的感觉。身边的姨姨告诉我，她父亲是战场上下来的老革命，建国初就是区委书记，工资八十九块半。母亲是河北房山人，是她父亲打仗时相遇成婚，带回陕北的，刚回来时爬不上坡，哭着不敢下山。这样的家庭背景，使我对她心生敬畏。
这时，秧歌队里头戴大草帽，垂着长胡须，手持长桨的老艄公唱道：
你晓得，
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
几十几道湾里，
几十几只船，
几十几只船上，
几十几个艄公把船儿扳？
秧歌群体唱道：
我晓得，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
九十九道湾里，
九十九只船，
九十九只船上，
九十九个艄公来把船儿扳。
秧歌又紧锣密鼓地闹腾了一阵才最后结束。
四
正月十五过后不几天，龙华中学就开学了，玉莲竟然和我分到一个班。老师点名时我才知道她叫“白生莲”。她齿如白玉，脸若莲花，小名又是“玉莲”，怎不叫“白玉莲”，叫了个名不副实的“白生莲”！
碎脑娃娃们的造谣，使我俩不管在学校或白家沟村里任何地方相遇，远远地就红着脸，低着头躲开了。我们非但没有正常同学交往，甚至同在一个班上了两年初中，到毕业都没说过一句话。
上初二时，姨姨家邻居、低我一级的同学郝清芳让我帮她写份入团申请书，我爽快答应了。那天晚上，我趴在姨姨家的土炕上，在昏暗的小煤油灯下，斟词酌句先打了个草稿，然后又用心工整地抄写了一遍。羞怯使我没有胆量将入团申请书递给她。姨姨和她母亲关系要好，我让姨姨领着我去她家，将申请书给了她，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因为姨姨和她母亲这层关系，我们交往多一些。有时相跟着担水，有时各自胳膊弯里提着筐子，肩上挂着小镢头上山砍苜蓿；有时俩人肩上搭着绳索，手里拿着斧头到处砍柴；还结伴捋过榆钱，摘过桃、杏和苹果。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俩相伴担水，哪知路边土坡上，一个坏孩子大喊大叫“玉莲汉、玉莲汉”，还站在那里肚子一鼓一鼓地做下流动作。也许这个场面警示了她，给她敲响警钟，造成了她心理上的恐惧，从此她躲避着我，即使狭路相逢我们也很少说话，只是相对一笑，就匆匆走过去了。她生怕再与我有什么瓜葛，小孩子们喊“郝清芳汉”。我更害怕，成了“玉莲汉”，已够我烦心苦恼了，再绝不能雪上加霜，成哪个女同学的“汉”了。
她们家是本村老户，我是外来人，我隐约觉得她以主人的身份从心里暗暗地关护着我，既不愿意让别人欺负我，叫“玉莲汉”，又害怕有人造谣叫我“郝清芳汉”。
郝清芳家旁边是白海莲家，她俩既是邻居，又是同学。我姨姨家距白海莲家只有三四十米。也许近则生怨，她母亲和我姨姨关系不和，两个人连话都不说。因为离得近，我和白海莲出出入入见面最多。她个子小小的，白白的，小巧玲珑，都叫她“白萝卜”。姨姨和她母亲这种关系，我们之间自然也有些隔阂，即使迎面相遇也只是看一眼，就走开了。我似乎觉得她看我的时候眼神里有些敌意的光芒，或者是排斥，至少也是不友好。她有个六七岁的小妹妹，长得很亲：小脸蛋粉红白嫩，嘴唇红红的，白白碎碎的牙齿，走起路来一蹦一跳，见人就笑眯眯地露出白牙齿。只有这个天真可爱的孩子不管大人恩怨，经常过来和姨姨家的孩子玩。她们姊妹俩长得很像，白海莲小时候也许就是这个模样。
后来，我当兵探家时，去白家沟看望姨姨，又见到了白海莲。那是清明节过后不久，小河里的结冰已消融，柳树吐出了嫩芽，杏树和桃树有了花蕾，路边可以看见一坨一坨的黄蒿，向阳的山坡上已长出了密密麻麻的野小蒜和一些苦菜。
我在沟里随河弯曲的路上走着，几个小时走了几十里路，不知遇见了多少人，都是一副副陌生的面孔。上学时在龙华中学和白家沟村经历的那些事真切、清晰，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离开这里六年后，重返故地，山水依旧，物是人非，感慨万千！
快进村时，见远处水壕畔上，一个老师走在中间，她周围的一群小学生扛着铁锨、提着水桶，他们迎面向我走来，好像要去栽树。
走近时，我一下认出这个老师是白海莲。她个头长高了，服饰也时髦了，俨然出脱成一个姑娘了。我穿一身军装，她一下没有认出。当认出我时，她白皙的脸一下变得彤红，神态很不自在。我们没有停顿，没有说话，只在行进中四目相对淡淡地笑了一下。
步入社会工作多年后，在一次同学聚餐中，白海莲才说，那次相遇见我一身军装，英姿勃发，我们俩走过后，她想回过头看我一眼，都不敢。
五
学生时代的任务是学习，我最厌烦的就是学习；步入社会主要是工作，我真正的学习是从走向社会开始的，几十年深更半夜没有间断。
在龙华中学读初中时，我学习差也不爱学习，只是贪玩。因抢不上篮球，就很迷恋打乒乓球。学校操场下面的戏楼里，摆放一个破旧的蓝色乒乓案，油漆几乎掉光，一排砖栽在中间就是球网子。我们班打乒乓球最厉害的是尹居洲，听说曾得过桐条沟中心小学的冠军，老师也不是他的对手。他打乒乓球不但动作潇洒，机敏灵活，随机应变，发球时，一下左旋，一下右旋，变幻莫测，让人难以应对。他握球拍也与众不同，一直斜握拍子，接球时，对方右旋，他左旋，对方左旋，他右旋，用娴熟的技巧改变球的旋转方向，使乒乓球不会从两边跑出案子。扣过来的球既旋转，又有力度，像旋转着射向对方的子弹，一下就致人死地了。那时，我没有崇拜鲁迅、郭沫若和华罗庚、陈景润，只有尹居洲才是我崇拜的偶像，上自习课时，我就手握书角当球拍，琢磨体会他的一招一式。为躲避上学，无病装病。刁空就逃学玩耍，夏天水库游泳，冬天河滩溜冰。稍遇刮风下雨，就藏在半路的破庙里打扑克。最乐意的是在苜蓿丛和庄稼地追捉山鸡崽、野兔娃。
印象中朱继利学习很下功夫，她不是低头沉思解数学题，就是嘴里念念有词地背课文，那势头让人觉得她一出校门不是鲁迅就是陈景润式的人物。有些课文我念都不流畅，她却能背得滚瓜烂熟。朱继利是令我羡慕的卫生干事，还兼我们组的组长，是我的直接领导，又坐在我后排，我的一切言行都在她眼皮底下。朱继利对我很友好，从没有用班干部的身份管束我。我交作业时，她常能随时指出错误，使我当即改正，免遭老师批评。我回答老师提问答错问题，她就长吁短叹，焦急惋惜，身体向前倾着，贴近我，在我身后嘟嘟囔囔，低声告诉我应该怎么答。平时她是一个冷漠的人，有时还显出一些粗暴。一次打扫卫生时，一位男同学好像违抗了她的旨意，她当众用教棍在这位男同学背上狠狠抽打了几下，我看见这个男生满脸通红，眼眶里泪花子直打转。之后，我对朱继利敬而远之，心生余悸。
朱继利和梅月花是班里的好学生。代课老师常以梅月花和朱继利为典型，教训我和其他不好好学习的学生。梅月花是学习干事，她个子最小，学习最好，因为作业整齐经常被老师表扬，令我羡慕不已。她坐在第一排，紧靠教室门口，我出入经过她的课桌时，经常用青睐的目光扫视她，每次见她都是静静地、专注地坐着，将小尺子压在本子上，在尺子上方认真写字，每行字的下部都齐齐地在一条线上。那时我以为这种字是最好的字，是写字的最高境界，就模仿她也比着尺子写字，我的字本来就不行，比尺子写字很拘束，字更难看了。就悔恨自己的笨拙，佩服她的聪明灵巧。我想与梅月花接触，近距离向她学习，但彼此的羞怯早已将我们排斥。我们唯一的接触是：她姑姑在我们村，两家亲戚互相捎东西，她姑姑捎的东西由我转交给她，她家捎给姑姑的东西，是她递在我手中。如果说我们还有什么纠葛，那就是，她父亲是县上任职多年的粮食局长，和我父亲交情不错。每当说起城南面的老干部，我父亲就赞不绝口，说她父亲怎么耿直善良，如何大公无私，是少有的好干部。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她父亲个子不高，话语不多。穿一身整洁干净的老式布衣服，头上一顶旧布帽戴得高高的，脚上经常穿一双圆口布鞋，慈祥温和，很像一个山区中学校长。
初中毕业后，我俩几乎同时转学到榆林一中，因为不在一个班，我们那届高中是五个班，四百多名学生，若不有意去找，要见一个人很不容易，我们只偶尔在进出校门时匆匆相见。
同在一个城市几十年，印象中我只短暂地与她见过三次。梅月花在我脑海里的印象是：清晰——模糊——淡漠——再淡漠……人的记忆是随着新信息的不断注入，原来的记忆信号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忘，甚至完全消失。倘若再十年二十年不见，她在我记忆中或许就完全消失了。
六
那个年代，口号、运动，名目繁多，让人应接不暇。“批林批孔”、批“克己复礼”、批“学而优则仕”；“学习黄帅、张铁生反潮流精神”、“开门办学”、“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作为涉世尚浅，羽翼未丰的少年学生，对这些运动、口号还不能完全理解，就随风逐流跟着批判、跟着学习。听说什么学校有个学生，在“批林批孔”大会上义愤填膺地批判说：林彪笑话孔老二给鸡吃米（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我们现在人还吃糠，他那时候就给鸡喂米，浪费粮食，道德败坏，品质恶劣，思想反动，关键是没有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孔老二伤天害理，他的做法我们广大师生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在开门办学、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热潮中，学校停了课，师生背着铺盖，扛着工具，带着口粮，去杏树峁村箍洞造田工地，参加为期十五天的会战劳动。
杏树峁村是一条非常狭窄的深沟，沟里的一条河、河边的一条路就占据了这条像腰带一样的山沟，沟两岸高大的山峦十分陡峭，村民非但没有水地种粮，种菜都没有地，生活苦不堪言。桐条沟公社为了改变这种贫困局面，决定箍洞造田：全公社干部职工齐上阵，各村抽调义务工、学生老师参战、男女老幼一起动手，在深沟箍几里长的石洞，河水从洞里排出，将两面山坡上的黄土垫在石洞上面，修造水地。工地的土崖上到处是：“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农业学大寨”“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幅标语。整条沟红旗招展，浩浩荡荡。红旗上用黄字或白字写着“团员突击队”“民兵赶超队”“党员猛虎队”“师生战斗队”。会战大军的两个连，又分了班排，收工开工都是哨音指挥，工程指挥部和大灶驻扎在杏树峁村大队部的一排窑洞里。
学生老师被安插在农户家住宿。大灶虽一日三餐，清早是一碗和菜饭，中午是一个拳头大的高粱面馍、一碗稀烩菜，晚上收工又是一碗和菜饭。学生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铲土、掏土、推车，从早到晚干一天重体力活，饥饿常使我头晕目眩，直不起腰。
我与同学白金业住在一户姓王的农户家里。这是三孔混石窑洞，西边两孔是前后窑住人，东边一孔窑没有门窗，放着柴草杂物。院里有一点低矮简陋的围墙，大门是个豁口。前窑掌炕住着女主人和几个孩子，后窑窗炕上是男主人和我们两个学生。
一天晚上收工后，我吃了一碗稀和菜饭，本来就没吃饱，从杏树峁村那道长长的陡坡爬上去，一碗和菜饭的能量就消耗尽了。穿过房东院子，快要进入我们住的窑洞时，我眼睛一亮，突然看见房主人墙根下的鸡窝里有一颗白格生生的鸡蛋，我眼光直直地盯着那颗鸡蛋看了半天。心想：等主人睡了，夜深人静时，把这颗鸡蛋偷出来，溜在村子外面，糊上尿泥，打着野火，烧着吃了该多好，吃上一颗鸡蛋我就不会饿的心慌缭乱了。转念又想，前窑睡着女主人，男主人在后窑窗炕上和我们睡在一起，我要出院子，非得经过前窑不可，如被男主人或女主人发现了，我怎么面对他们，怎么在这个家里住。如果让一个炕上的白金业发现，我偷鸡蛋的名声传出去，老师和同学会怎么看待我!思索再三，还是打消了邪恶的念头。
夜已很深了，透过窗户上那块镜框大小的玻璃，看见外面一片漆黑，不时传来猫头鹰凄惨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白金业大我三岁，个子比我高，身体比我壮，他比我更饿。饥饿难耐无法入睡，我们俩个趴在枕头上，下巴顶着蜷曲的小臂拉起了话。
白金业说：“今天收工过河时，我看见水里有鱼了。”
“鱼多大？”我急切地问。
他说：“像指头那么大，明天咱们用筐子捞上几条打平伙。”
我说：“如能裹点面糊糊，炸一炸就更好了。”
他说：“只要能捞住几条煮的吃也走鸿运了。”
我俩说着像真的吃上鱼一样，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他说：“这次劳动完也快放暑假了，我不想念书了，念书也常是劳动，我爸爸年龄大了，又腿疼，我回去劳动多挣几个工分，粮也多分点。”
他在黑暗中摸索着下了地，出去小便了一下，回来问我：“你说咱们同学冯秀珍长相怎样？”
我说：“好着了。”
他说：“冯秀珍眼花花的，毛毛的，长得可亲了”停顿了一下，又不好意思地说：“等放了暑假，我上山捋柠条荚荚，捋苜蓿籽，刨野扁豆根根，卖了给冯秀珍扯个布衫。”
一阵交谈后，我觉得他说话像大人一样，也很信任我，将自己内心深藏的秘密也告诉了我，我也把自己的想法向他袒露了，说：“我也不念了，我爸爸在外工作，家里没劳动，工分少，分不来粮，庄里人还常说干部家属吃闲饭。”
他说：“娃娃们常喊叫你‘玉莲汉’，你干脆就把她找上吧！”
我说：“你听他们瞎造了，我们连话都没说过。”
他说：“你看郝清芳和白海莲怎样了？你看起哪个了？”
我说：“郝清芳爸爸是大干部，我哪敢高攀！白海莲妈和我姨姨像仇人一样，她看我都歪巴巴的。”
他说：“你和梅月花都是干部子弟，我看你们两个正合适。”
我说：“我们俩个唯一的交往是，她姑姑在我们村，两家亲戚相互捎东西是由我和她传递。她个子那么小，怕连水也担不动，饭也不会做。”
他说：“坐在你后面的朱继利该不小么？”
我说：“她那么歪，连男生都打，谁敢要了。”
他说：“朱丽省该不打人么，看起了你就放快些，你不看有几个人像山鸡瞅扁踪一样，一天给朱丽省用功着了。”
我说：“朱丽省比我大。”
他说：“这个大了，那个小了，朱继利又太厉害了，讨吃的不要嫌弃散面饭，那你到究看起谁了？”
我说：“这几个我都能看起了，怕人家看不起我！只要哪个能看起我，我就回家劳动、喂羊喂猪、再养上几箱蜂，攒彩礼、买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也。”
我俩的闲谈被当天值日的同学在窗根下全部听到了。下乡劳动期间的值日生，是挨家逐户监督住在村民家的学生按时睡觉，怕影响村民休息，影响第二天的劳动。
第二天，我看见工地上男同学们互相交头接耳，女同学们窃窃私语，挤眉弄眼。关系要好的同学向我透露，因我们议论女同学，造成恶劣影响，班里要开批判会。
第三天收工后，吃过晚饭。全班同学黑压压地坐在村民硷畔上的大树下，一场矛头直指我的批判大会开始了（白金业回家取粮），接受批判的只有我一个人。班主任党生凯没有参加，主持批判会的是班长王培平，他年龄大，个子高，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近乎于老师。他头发淡黄卷曲，脸红扑扑的，像刚喝过酒一样。不管什么季节，王培平都喜欢将上衣披在肩上，经常披着衣服站在讲台上发号施令，有时是强调制度，有时是批评学生，有时也传达老师的旨意。自习课、体育课的时候，经常将某个同学叫到墙角或教室后面做思想工作。他劳动最好，积肥最多，只是和我一样不好好学习。
现在他肩上披着蓝布衫，站在一群人面前，皱着眉头，满脸严肃，照着手里的一张纸说：“前天晚上咱班发生了一件事，有人议论女同学，不按时睡觉，影响了劳动，造成了恶劣影响。这是思想不健康，低级趣味。”他抬头扫视了一眼同学们接着说：“我们同学犯了错误，不能采取一棒子打死的态度，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犯错误不要紧，只要改正了就是好同志，下来同学们踊跃发言，批评帮助。”
虽然王培平没点名，所有人都知道接受批判的是我。很显然，这事会前他们早有耳闻。大多数同学作了批判发言，批判的言词大同小异，和王培平说的差不多，只是在批判我的同时，保证自己要在这次下乡中好好劳动，以后加强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未来做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只有我俩在晚上谈论中提到的几个女同学，似乎像“涉案人员”一样，羞怯怯地坐在那里，缄默不语。
同学们批判发言后，我作检讨。全班同学的头都转向我，几十双眼睛盯着我，气氛紧张严肃，我低着头站了起来，头上冒出了汗珠，用变了腔的沙哑声音表示：自己要深刻认识错误，虚心接受批评，洗心革面，痛改前非，迎头赶上……
我的检讨话音刚落，一个姓尹的女同学说：检查浮皮潦草，思想认识不深刻，敷衍了事，想蒙混过关。半夜二更议论女生，不但是思想不健康，是意识下流，问题的实质是骚情女同学……
我顿时脸红、心跳、耳鸣、脑子嗡嗡地响成一片，不知身在何处，几乎昏晕了过去。
几十年过去了，忘却了多少事，淡忘了多少人。唯独这位女同学，我不但记得她的大名，叫出她的小名，她的模样更像刀刻一样铭记在我的脑海。她个子小小的、胖胖的，鼓鼓明明的、像青蛙一样的眼睛很少眨动。因个小腿短，跑操时脚步频率比别的同学都快，还远远地掉在后面。
批判会结束后，夜幕已完全降临，同学们四散离去。我沉默地从硷畔上下去，沿着那条曲折的小路，来到村子下面的石畔沿上，泪水汪汪地坐在一棵树下！
我遭受这场无辜冤屈的批判，他们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我，对我恶意侮辱，诬陷诽谤，我的人格被践踏，灵魂被蹂躏欺凌，给我心灵上留下深深的伤害。筹划这场闹剧的绝不是单纯幼稚的学生，有人把对校长刘根子（我姨夫）的忌恨记在我的头上，从我身上发泄。我已威信扫地，臭名昭著了。我真想向前一扑跳下眼前的石畔，结束自己的生命，摆脱羞愧与痛苦。
这时，我上面的硷畔上，突然传来嘹亮的笛子声，笛声在寂静的夜晚回荡在空旷的山谷，犹如潺潺流水声一样优美动听，清脆悦耳，使人沉醉其中。这是我要好的同学梅海华。他嗜笛如命，走走路路袖筒里装着一根笛子，平时来去学校的路上经常吹，下乡劳动还带着笛子。他吹奏的曲子低沉、缓慢、忧伤，好像用笛声抒发诉说着饥饿的无奈与辛酸，笛声悠扬凄婉，悲伤揪心，比哭诉更能勾起人内心的伤感！
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压抑的情绪了，满含的眼泪脱框而出，双手捂着脸一下哭出了声……
七
经受批判后，除了要好的同学，大多数人不怎么和我说话，他们像躲避传染病一样躲避着我，劳动出工收工返回也没有人和我结伴同行。大灶吃饭时，我坐在土崖根下，这里就是我一个人，我坐在树荫下，树下就不再来人。劳动的时候也很少有人靠近我。我沉默寡言，悲观至极，每天只是拼命劳动，决心用劳动表现来弥补自己的过错。
沟里长长的石洞已箍起来了，整个劳动工地已进入填土造地阶段，公社干部、各村抽调的民工和下乡师生共二百多人，一溜排开聚在山根下，坡上面一排壮劳力挥动镢头掏土，下面的人铲土装架子车，车轮飞转，铁锨挥舞，工地上一片热烈的劳动景象。
这时副校长刘生凯走过来了，他手里捏着手表说：“早饭后一个小时，人家梅海华整整推了一百车土，我掐着手表看的。”随之举了举手表，向正在推架子车的我走来，问：“你推了多少车？”
“二十多车。”我不好意思地说。
他再没有说话，向我投来不屑的一瞥，就匆匆地走了。
当时我虚岁十五，生日是农历腊月二十四，实际年龄只有十三岁半，根本没有多少力气。男的大都推车，女的主要是铲土装车。我一直是推车的，场地虚软，湿土沉重，我每次推车身体深深地向前倾着，屁股远远地向后撅着，脚掌踮着竭尽全力向前推，觉得自己的眼珠都快要冒出来了。
别人装满车子，就将铁锨扎进土里休息了。让我永远难以忘记的是我的女同学朱丽省，不但敢靠近我劳动，她与大伙一起装满架子车，就撂下铁锨，两手握着车梆子帮我推车倒土。她大我一岁，女人好像发育比男人快，个子比我高，身体比我壮。朱丽省是学校团支部书记，有文艺特长，学校大合唱时经常打拍子，在学校尽人皆知，颇有些名气。
劳动中途席地休息时，我心怀感激扭头看了一下她：她白里透红的瓜籽型脸上汗淋淋的，两条麻花一样的短辫垂在耳后。身穿粉红色的确良布衫，肩上的布褪淡了颜色，褪色的地方隐约可见地图一样的汗水印。最引人注目的是，她脚上时髦的豇豆皮色泡沫凉鞋。当发现我看她时，迅速避开我的目光，掏出手绢遮羞似地擦起了汗。
在朱丽省的帮助下，我推车倒土的次数大大增加，受到班主任党生凯的表扬，他说我受了批评，思想转变快，劳动表现突出，还让别人向我学习。朱丽省冒着别人说三道四、声誉受损的危险，既铲土装车又帮我推车倒土，使我一跃成为被全班批判后又受到表扬的人。我心存感恩，真想从内心叫她一声“大姐”。
收工返回的路上，我远远地跟随在她后面，望着她倩丽的背影，看见她留在土路上花花的凉鞋印都是那么亲切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