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人上了年岁，就会呈现一个特征：当天的事记不住，过去的事忘不了。当我步入古稀之年后，果真也成了这个样子。有时遇见故交旧识，竟一时叫不出名姓。而那些童年趣事，却总在脑海中轮番上演，起因、经过、结局，连同当时的情境，都清晰如昨，历历在目。每每点燃一支烟，沉浸其中，竟会不自觉地“嘿嘿”笑出声来。今日心血来潮，便提笔记下几桩童年趣事，让后辈们略窥老一代人童年的模样。
庙会遐思
我们村很小，只有三百来口人。村里有座小小的龙王庙，两孔小小的窑洞里供奉着龙王爷、祖师爷、三皇爷等十多位神祇。虽说没有威严的塑像，只立着大小不一的神牌，却是全村人心目中的一块圣地。庙里庙外总会有人打扫得一尘不染。
农历六月二十三日是一年一度传统庙会日。年景好时，会唱上三天三夜的梆子大戏。年景稍差，也要请唢呐班子吹打整日。偶尔也有香客还愿，请来盲艺人说唱几段古书。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小伙伴们对看戏不感兴趣，因为搞不懂戏中的故事，只看到白脸杀黑脸，相公戏小姐，同样也听不懂盲艺人说唱的是什么内容。我最热衷的，是在颇有仪式的“迎贡饭”队伍中，抢先一步，高举一面三角红旗。那旗红艳艳的，上书“报答神恩”，是香客们献给神灵的。我和十来个伙伴，举着旗子走在最前头，身后是吹鼓手们高亢的唢呐和欢腾的锣鼓，再后是乡亲们捧着花花绿绿、热气腾腾的贡饭盘，最后跟着本村和邻村前来敬神的香客。我高举小旗，环顾四周，胸膛里鼓胀着一种奇妙的兴奋与得意，仿佛瞬间长大成人，春风得意，颇有“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飘飘然。
庙会上还有还有一件我感兴趣的事，便是围坐在吹鼓手旁边听演奏。那是父子班：父亲吹上手唢呐，大儿子吹下手，二儿子打鼓，三儿子拍镲。我尤其羡慕那打鼓的二儿子，不过比我大三五岁。只见他手腕翻飞，小鼓敲得声声脆响，板眼分明。到了欢快处，更是摇头晃脑，双臂飞扬，那份投入与畅快，令人神往。我不禁暗自思忖：父亲啊父亲，您怎就没学成个吹鼓手呢？如果您也是把唢呐好手，我也就可以跟着去打鼓，享受那节奏的酣畅。跟着班子走村串户，办红白喜事，至少能混上一顿油糕饸饹烩粉汤，如果等上好的主户，说不定还可以饱享一顿五魁八碗。那才真是精神物质双丰收的美差啊！
青草生欢
小学放暑假，没有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除了帮忙带弟弟妹妹，再就是和小伙伴们下河打水仗、上树掏鸟窝。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们经常割了谷草上街叫卖。那个年代，四乡八邻的农民总常赶着毛驴车到煤窑上拉炭。路途远的，就会在县城里住店歇息一晚。毛驴当然得吃草，这便成了我们的商机。
天蒙蒙亮，我们就起床，上山在谷地里割谷莠子。谷莠子形似谷苗，农民锄地稍不留心的把它当谷苗留在了地里。在我们放暑假时正好也就长高了。它没有沉甸甸的谷穗，只在细高的杆子顶挑着一个轻飘飘的毛缨。一上午的功夫，翻两三座山，我总能割回二三十斤。回到家扎成几个小捆，匆匆吃几碗高粱��子和菜饭，就与几个“同谋”的小伙伴，一起背着谷莠草，翻山抄近路到县城去卖。
进了县城，在古城墙根下寻个阴凉处，一梱梱谷莠子树立在城墙根，期盼顾客的到来。我们赶早市是怕漏掉有可能急需的顾客，其实买草的多是傍晚住店后才出来。于是，我们轮流守摊，结伴到县城里“观光”。那时我们最喜欢看的是卖小吃的饭摊：金灿灿的玉米馍、光溜溜的烩粉条、焦黄喷香的千层油饼，诱人的香气直往鼻孔里钻，馋得我们直咽口水。可惜囊中羞涩，只能过过眼瘾。
到了太阳偏西的时分，才会有一两个顾主慢悠悠地向我们走来。他们先掂掂草梱子的份量，然后嘟囔着草蔫了，总没有一句慷慨的话。那时我们虽然年纪小，也能知道当时的农民大多很穷，一个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哪肯轻意出高价？小伙伴们的货陆续出手，一般只能卖得三两毛钱。若能卖到四毛钱，就是运气来了遇到了阔主。我身小力薄，背的草少，只能收入两毛钱。然而就这两毛钱，攥在手心，那纸币的触感也带给我莫大的欢喜。
揣着钱，伙伴们就开始筹划合计今天的开销。首先结伴来到饭摊前，花一毛钱买大半碗有豆腐有粉条的杂烩面。摊主的杂烩面本来是一碗两毛钱。亲亲热热喊几声“叔叔”，一番讨价还价，摊主只收一毛钱，但只舀大半碗，汤多面条少。这种杂烩面，对于我这个经常吞糠咽菜的乡里娃来说，已是上好的饭菜。猛吸一口，油炸辣子混合着面条的香气直冲脑门。猛吃几口后，又立马放缓了速度，生怕这美味消失得太快。
一碗面下肚，意犹未尽。接着便来到电影院门前，每人再花一毛钱买张儿童票，看一场《平原游击队》。坐在一人一座的影院里，看着李向阳双枪横扫日本鬼子的神勇，心里美滋滋的。心想，如果能天天如此，那就是天上的神仙了。
走出电影院，夜色已经降临。我们回家就不再抄近路走山路了，而是走平坦的川路。虽说绕远了一点儿，但川路不费力气。天上稀稀拉拉的星星伴着一轮明月，这个月光笼罩下的夏夜，仿佛比以往的任何一个都更加美好。夏夜的清风迎面吹来，格外舒爽。我们不紧不慢地走着，一会儿欢歌高唱，一会儿呐喊呼叫，清脆的童音在静谧的夜空里飘荡，传得很远，很远……
尿高“赛事”
我们村的初级小学，简陋至极。四孔石窑洞，一孔供老师食宿办公，另三孔便是教室。我所在的三年级与二年级同在一孔窑洞里上课——复式教学。学校没有操场，课间活动就在土院子里追逐嬉闹。体育器材更是奢望，皮球、羽毛球、乒乓球，只在梦里见过。所谓的体育课，不过是四个年级五六十个学生一起跑几圈，或是玩“丢手绢”、“猫逮老鼠”。
男孩子天性更顽皮好动，总想玩点更“刺激”的。不知是谁起头，竟在男厕所里发起了一场“比比看谁尿得高”的秘密赛事。那男厕是两孔低矮的土窑洞，大人进去都得弯腰。比赛就在这隐秘角落进行。课间，一群男孩挤进厕所，拉开裤子，捏紧“牛牛”，将尿液挤压成一股细流，奋力射向土墙——颇似消防员用的水枪。谁射得最高，便能赢得一片喝彩。我觉得这游戏新奇有趣。但在同龄人中我个子最矮，要想“出成绩”，必须憋足了尿量。几次小试身手，虽然成绩平平，但那份参与的乐趣已然享受。
有一次课间，本该去撒尿，为了下节课间能“一展雄风”，我硬是憋住了。老师开讲不到十分钟，我便觉得小腹胀痛难忍，举手申请上厕所。老师生气了，瞪着眼训斥：“课间休息你干什么去了？坐下！”然而就在这一瞬间，尿液象决堤的洪水一样冲出来了，裤裆里顿时热乎乎、湿漉漉。我“哇”地哭出声，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哭笑不得，摆摆手：“快回家去吧！”
那时已是秋天。我提着湿漉漉的裤子往家走，冷风一吹，裤裆里的感觉是一阵儿比一阵儿更冰凉。更让我恐惧的是，回家后可能挨母亲一顿狠揍。事已至此，别无他法。万幸的是，一贯严厉的母亲那次竟未动怒，只是默默找来干爽的裤子给我换上。自此，我便彻底退出了那场难忘的“尿高”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