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有绰号，多是旁人随口所起，我的绰号“懒又”却出自斗大字不识一个的父亲。这名字听来寻常，却伴着我走过大半辈子，藏着一段与书相伴的岁月，也藏着贫瘠时光里最珍贵的念想。
上世纪70年代初，日子过得紧巴，书籍更是稀罕物，能安心看书的时光尤为金贵。村里还没通电灯，家家户户靠一盏小油灯照明，我总爱凑在灯前看书，母亲却总拿着针线活与我争灯：“你这书能顶饭吃？能顶水喝？”我只好悻悻合上书，望着窗外的黑夜，盼着天快亮，好借着日光继续读。我们村是乡政府所在地，沟对面的广播放大站门口，每晚有一小时路灯亮着，只要能找到一本像样的书，我定会跑去那里。夏日蚊子叮得人钻心，冬日寒风刮得脸生疼，可只要翻开书页，那些疼与冷便都烟消云散，对书的执念，远比蚊虫更烈，比寒风更甚。
刚上小学时，我对连环画痴迷至极。谁家孩子有连环画，我便像块糖似的黏上去，兜里的糖、手里的弹弓、舍不得吃的黄米馍馍，全都拿出来交换，只为换得一次“赏读”的机会。村里乡干部的儿子红红，家里有好几抽屉连环画，我最记挂的是那本《红色娘子军》，吴琼华手握驳壳枪的模样，眼中似有火光，看得我心头发烫。为了多蹭几本看，我天天跟着红红转，他让跑腿我绝不怠慢，有人与他起争执我定然站在他身旁，那份孩童的“殷勤”，如今想来仍觉有趣。
小学到初中，家里给我派了硬任务：每年必须喂一只羊。每日放学，不是放羊就是拔草，可我心里总惦记着书，便想出些“歪招”。拔草时，手脚麻利地往筐里塞草，只求看着满筐，便躲到村外黄土洼的背风土坎下看书，生怕回家被父母安排别的活计，归家时再把草蓬松，让大人看着筐满即可。放羊时的法子更“绝”：将羊缰绳放得长长的，找根铁棍插在地里拴牢缰绳，羊在圈定的地里啃草，我便坐在旁边石头上翻书，纵使羊吃不上最肥的草，也全然不顾，彼时书里的故事，远比羊吃饱饭重要。一次羊失足吊在半山崖，我却因看书入迷浑然不觉，幸亏发小二猫发现呼喊，及时施救才免了一场大祸。
村里一位叔叔有套上下册的《水浒传》，他人心善，便与我轮流看：他看上册，我讨下册，等他看完上册，我恰好翻完下册，再换过来读。这般折腾，许多故事都看颠倒了，看完武松打虎才知他如何上梁山，知晓宋江招安才明白他为何聚义，可即便颠三倒四，仍看得津津有味。彼时才四五年级，许多字不认识，给同学们讲梁山女将琼英飞石击败林冲的故事，竟将“琼”读成了“jīng”。三哥比我大几岁，也爱看书，他上初中时我还在小学，两人常凑在一起“分书看”，《烈火金刚》《平原枪声》，皆是他看前半部，我看后半部，即便只有半本，也觉知足。
村里三婶家藏着不少书，其中有些在当时被称作“禁书”，我眼馋不已，便天天软磨硬泡。三婶被缠得没法，说：“想看书，就给我家地里送几趟粪，换一本。”那时我才十二三岁，个子未长开，又缺营养，瘦得像根豆芽菜，可一听这话，头点得像拨浪鼓。我挑着大人用的粪担，晃晃悠悠翻过几道山梁，将粪送到三婶家的自留地，担子压得肩膀生疼，走一步晃三下，可一想到能换来书，便咬着牙往前挪，村里人都不解，为何我连家里的活都不愿干，反倒愿意给三婶家担臭粪。
上了初一，我的求知欲如野草般疯长。村里一位我该叫姑姑的高中女生，家里有本好书，我去求了好几次，素来不爱套近乎、嘴也不甜的我，姑姑长姑姑短地叫个不停，却仍遭拒绝。无计可施的我，跑到供销社帮人背化肥、卸水泥，一袋化肥几十斤，压得人直打晃，水泥灰呛得睁不开眼，一天干下来浑身骨头像散了架，才挣得两毛钱。我攥着这两毛钱，跑到供销社买了块绣着小桃花的粉色花手绢——那是当时姑娘家稀罕的物件，红着脸递给姑姑：“姑姑，你就借我看看吧。”许是这份真诚打动了她，姑姑终于点头，只是将借书时间卡得很紧，让我恨不得把一天掰成两天用。要知道，那时一本书也不过三五毛钱。
1978年秋天，谷子高粱即将成熟，成群的麻雀飞来啄食，生产队让我去地里“照麻雀”，看管几片梯田。秋老虎正凶，太阳晒在身上像刀割一般，我找了四根枯死的高粱秆，搭了个小凉棚，盖上黄蒿叶，钻进去便掏出书来看。麻雀成群飞过，我却全然顾不上，眼睛只盯着书页。没过多久，队长找了来，掀开凉棚见我在看书，气得脸通红，指着我的鼻子骂：“你小子拿工分当儿戏？”几脚踹烂凉棚，当天的工分全被扣了，队长还将这事告诉了父母，我被狠狠训了一顿。第二天生产队开工，队长站在高台上，当着全村人的面点名批评我：“有些年轻人干活不上心，就知道躲着看书，这是不负责任！”我低着头，脸烫得能煎鸡蛋，可心里对书的念想，却丝毫未被骂退。
上了高中，所有人都埋头啃课本，盼着考大学、考中专，跳出农门吃公家饭，同学们看的都是数理化、政史地，我却管不住自己，对杂志和文学书爱不释手。学校图书馆只在下午饭后开放片刻，我便天天帮图书管理员提水、扫地、擦桌子，一来二去混熟了，便跟她商量：“张老师，礼拜天早上让我进图书馆吧，您把我锁里面，我不出去，也不让别人进来。”管理员望着我渴求的眼神，终究答应了。于是每个礼拜天，我揣着晾干的洋芋擦擦和小开水壶钻进图书馆，不敢多喝水，怕去厕所出不去，从早上坐到下午，一口气读《人民文学》《中国青年》，还有那些中外名著。书页翻动的沙沙声里，我像只饿狼闯进了肉仓，拼命汲取着书中的养分。
后来我报了理科，最终没能考上大学，有时会想，若是当初报了文科，会不会是另一番光景？可我深知，读书从不是白费力的事。三年级时，我在杂物间翻到大哥用过的小学课本，里面有篇《小英雄雨来》，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雨来与日本鬼子斗智斗勇的故事。恰逢学校举办故事比赛，我把故事背下来，站在台上讲述，别的同学讲的都是课本上学过的内容，唯独我的故事，没人听过。老师听完眼前一亮，让我代表全班参加学校比赛，最终收获好评，班主任在班上对我赞不绝口，那是我头一回尝到读书的甜头，原来书里的故事，能让我被众人高看一眼。
四年级时，老师布置作文《难忘的一件事》，我想起书里看过的情节，编了一个红小兵给孤寡老人打扫院子的故事，用尽了能想到的好词好句。放学时，几个班的学生排着路队准备回家，老师却拦下大家说：“我给大家念篇作文。”一听那内容，正是我写的。念完后，老师说：“这是四年级建卫同学写的，大家鼓掌。”我低着头，心跳如鼓，脸蛋烫得发烫，就连那些平时总欺负我的大孩子，后来也对我客气了不少。高中时，因看书多，肚里攒了些笔墨，作文总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朗读。学校开运动会，我往广播室送的加油诗文最多，那些“跑吧，像风一样”“汗水摔碎的地方，会开出花来”的句子，皆是从书中学来的本事。
师范毕业后，我成了一名老师，每月工资36块5毛，我咬咬牙，拿出一半工资订了18种报刊。学校在偏远山村，邮递员每次送报刊都要绕远路，见了我总笑骂：“你小子，净给我找活儿干！”可我毫不在意，那些报刊堆在桌上，看着便觉得踏实。1983年1月18日，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日子，那天的《榆林报》，刊登了我写的不到100字的消息《四社员合办结柳组》，那是我的字第一次变成铅字。我把报纸揣在怀里，摸了又摸，像揣着一块暖玉。没多久，《陕西农民报》又刊登了我采写的《红枣大王的诀窍》，那年我被榆林地委宣传部和《榆林报》评为优秀通讯员，自此与新闻结下不解之缘。1984年，我的第一篇小说《朝阳露脸的时候》发表在地区文联的《塞上柳》上，二十出头的小学老师，看着自己的文字印在刊物上，激动得整宿未眠，将散发着油墨香的杂志，吻了又吻。
旁人总说我“懒”：农活能躲就躲，家务能溜就溜，父亲见了总叹气，母亲也念叨：“你懒成这样子，将来找媳妇也难。”我前面已有三个哥哥，母亲生我时，盼着是个闺女，结果又是个小子，便给我起了小名“又”。后来见我总抱着书不干活，父亲便在“又”前加了个“懒”字，“懒又”这个绰号，便这样叫开了。知道我小名的人不多，知晓“懒又”的更是寥寥，可我心里清楚，我从不是真的懒。那些别人用来锄地、挑水、喂猪拦羊的时间，我都偷偷用来啃书了。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书是我的粮食，是照进我生活里的光。
父亲叫我“懒又”，许是带着几分嗔怪，可他从未真正拦着我看书——他知道，他这个四儿子的心里，有比干活更要紧的东西。如今再想起这个绰号，哪里是责骂，分明是替我记着：在那段贫瘠的岁月里，我曾拼了命地，往自己的心里，装过一片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