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先生魂归故里的第一个清明节，作为同乡、同行、后辈，我心怀深深的敬意和崇拜之情，拜谒了先生迁回榆林老家的陵墓。
在张季鸾子孙和亲属的倡导下，经榆林诸方积极协助，鼎力筹办，2014年8月13日，报界宗师张季鸾先生的遗骨从西安迁回了故乡榆林。
陵园坐落于榆林城东的森林公园。四周苍松翠柏，碧绿如茵，恬静清幽。墓地山峦起伏，厚重灵秀，犹如藏龙卧虎之地。正对的榆阳河，从山脚下蜿蜒流过，造化了陵园有山有水的地貌。涉足墓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大型汉白玉雕像。雕像是一张巨幅《大公报》，上方镌刻着：“文坛巨擘，报界宗师”。下面是张季鸾先生身穿长袍的半身雕像，他衣着朴素，慈祥平静，那双深沉睿智的眼睛静静地注视着世间。
张季鸾（炽章），陕西榆林人。我国近代新闻史上杰出的报人，著名记者。祖上习武从军，驰骋疆场。父亲先为举人，后考取进士，被分派山东就任县官。1888年，张季鸾出生于父亲任职的山东邹平县。因其父秉性耿直，为官清廉，想着民众，反对上级官府强加于百姓的苛捐杂税，又不善阿谀奉承，曾几次被搁职。1901年，因仕途失意，怀才不遇，忧郁而死。当时张季鸾只有13岁，尽管家中一贫如洗，开明刚毅的母亲还是节衣缩食，竭尽全力供他读书求学。
父亲去世的第二年，14岁的张季鸾孑然一人前往陕西礼泉县烟霞草堂求学，在关学大家、恩师刘古愚的教授下，先后研读了《明鉴》《文献通考》《通考》《方舆纪要序》等传世经典。一年后因老师刘古愚应邀赴兰州任教，又转入三原县宏道学堂学习。关中学习三年，他博览群书，刻苦钻研，为后来从事新闻职业，担当记者使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于1905年起赴日本留学六年，在日留学期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同时，在日本创建了同盟会陕西分会，成为同盟会陕西分会的重要创始人。从此，张季鸾踏上民主革命运动的道路，积极投身于革命的激流之中，为推翻腐朽黑暗的清王朝，进行着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帷幕。这次空前的伟大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推翻了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张季鸾闻讯后，当即从日本回国，抵达上海，受于右任之邀在其创办的《民立报》担任记者。他撰写言论，撰写社评，以笔为武器抨击揭露清政府的黑暗与腐朽。辛亥革命后，他任孙中山秘书，承担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献。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卸任总统，张季鸾随之离开政界。1913年，张季鸾和曹成甫北上，在北京创办《民立报》。后来又任《民信日报》、北京《中华新报》和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
1926年夏，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三人相遇天津。吴鼎昌与张季鸾在日本留学时就是要好朋友，胡政之与吴鼎昌是四川同乡，又是同学。他们三人关系要好，志趣相投，都有干新闻事业的抱负。相聚时都为英敛之创办的《大公报》，于一年前停刊，深表惋惜。经协商筹划，由吴鼎昌投资并出任社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张季鸾任总编辑的《大公报》重组成立了。1926年9月1日，《大公报》正式开始续刊出报。张季鸾担任《大公报》总编辑达十五年之久。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大公报》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岁月，作为总编辑，张季鸾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开创了他一生中从事新闻报刊事业的鼎盛时期。张季鸾提倡新闻言论自由，他力求使《大公报》服务于国家，成为中国民众的喉舌。在《大公报》续刊后第一天的报纸，张季鸾以“记者”的笔名撰写了《本报同人之志趣》，提出了“四不”的办报方针，成了后来《大公报》的办报宗旨。
第一“不党”。即《大公报》不参与任何政党，不亲疏于任何党派和联盟，纯粹是站在国家民众利益的立场上，公正地发表意见，阐述观点；
第二“不卖”。即《大公报》不以文章作交易，不接受任何金钱或物品馈赠；
第三“不私”。即《大公报》同人，绝不以报纸图谋个人私利，虔诚接受社会监督，使报纸真正成为民众的喉舌。
第四“不盲”。即《大公报》绝不偏听偏信，随风逐流，盲目附和；不感情用事，尊重事实。
张季鸾才华横溢，清政廉洁，生活俭朴，毕生穿着粗布缝制的中式长袍。他在报界三十年，最厌恶的就是行贿受贿的卑劣行为。张季鸾五十岁生日时，有人送来一万元，为他祝寿，被婉言拒绝；张季鸾患病，住入天津德美医院，蒋介石送上一万元，国民党将军高桂滋送来五千元，让他作为医疗费，季鸾先生婉言谢绝了；张季鸾回榆林老家省亲谒墓，蒋介石派人送上一万元，让他作路费，离开榆林时，国民党驻榆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送张季鸾伍佰元路费，他均拒收；张季鸾去世那年，病重时蒋介石前往医院亲自探望，送上一万元，又被他谢绝。
邵飘萍和林白水是蜚声报界的政论家，才思敏捷的记者，也是张季鸾的同行挚友，他们因揭露抨击军阀胡作非为的卑劣行径，先后惨遭杀害，两人遇害时间相隔不到一百天。面对如此白色恐怖，张季鸾毫不畏惧。两位同好遇害后，他仍然发表言论谴责袁世凯、段祺瑞，出卖国家主权的卖国行为，招来了两次被捕，锒铛入狱。张季鸾可谓满身才气，铁骨铮铮的一位英雄报人。
张季鸾撰写过三篇被人们称作“三骂”的社评。一骂吴佩孚，二骂汪精卫，三骂蒋介石。他还有三篇政治预言评论文章，结果都被他说中了。一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二是汪精卫会投靠日本当汉奸；三是国共两党重庆和谈。作为报人的张季鸾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正是他这种能力和始终不渝的办报方针，使《大公报》深受国人亲睐，誉满全球。
从1926年9月《大公报》复刊到1941年9月张季鸾病逝，他担任《大公报》总编辑，主政《大公报》整整十五年。这一时期，正是国共两党既对立又合作的时候，政治气候多变，但张季鸾始终坚持站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上发表言论，《大公报》成为毛泽东和蒋介石案头同时摆放的报纸，他们每天必读。张季鸾也是唯一一位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都给予高度评价的报人。
张学良、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逼其抗日。张季鸾得知消息后，静心沉思。面对国家突发的重大事件，如何确立报纸的言论态度，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12月14日，他在《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西安事变之善后》的言论文章。张季鸾态度鲜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呼吁国家统一，避免内战内乱。之后几天内，他还写了《再论西安事变》《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等言论。这些观点鲜明、犀利的文章，唤醒鼓舞了民众，对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起到了积极巨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30年代，一度时期全国弥漫着一片“剿共”之声，共产党和红军被国民党宣传为“共匪”、“流寇”。张季鸾为了弄清真相，亲赴红区实地采访。随即《大公报》发表了《红军纪律严明，百姓拥护》《部队在民间吃饭，每人每顿饭给老百姓伍佰元钱》《红军英勇善战，凝聚力极强》等文章。这些真实客观的报道，使白区民众了解认识了真正的共产党和红军。
毛泽东曾对建国后新华社第一任社长吴冷西说：张季鸾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真实客观的办报风格，你们很有必要学习。
1941年，《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全世界最优秀外国报纸”奖。
张季鸾毕生用一支笔打拼天下，在民国报界政界叱咤风云，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他的骨气、正气与傲气，将激励鼓舞着后辈记者。
现在张季鸾先生终于长眠在他曾魂牵梦绕的故乡：榆林！落叶归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