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春节刚过，我由米脂县剧团调到了米脂广播站做编采工作。当时确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轻松感。为什么呢？这就不得不多唠叨几句。
我是1975年秋由一名乡下的公办教师调进县剧团当创作员的。后来听团领导说县文教局调我当创作员有两个原因:一是上级要求每个县的文艺团体必须配设一名专职创作员；二是认为我年轻容易适应文艺团体的生活。可我从小生活在贫穷的小山沟里，没看过几本戏，也没看过几台文艺节目，对舞台艺术一窍不通，怎么能胜任这份工作？虽然内心发虚，但还是按时去剧团报到了。一则由乡下进县城工作，这可是“走后门”也难办到的幸事；二则“创作员”这个名头好听，也许有利于我这个二十多岁的光棍娶媳妇。然而，在剧团呆了几个月后，我就感到了深深的压力。脑子里一片茫然，根本找不到编戏写剧本的一点儿门道。虽说也写过几个跟随政治形势的表演唱，也写过一个现代小戏《迎来送往》，一个八场古装戏《三凤求凰》，但终究达不到领导的要求，时常感到难释重负。直到退休之后，多次梦到团领导催我要作品，我则无颜应对。
奉调到县广播站报到的第一天，因为有“正月不理发”的乡俗，我的头发有点过长，略有点“艺人范儿”，听见两个职工小声议论“新调来个戏子”。我顿时感到不自在了，第二天就理短了头发。为此，我犯了“正月理发妨娘舅”的忌，受到老娘的训斥。
八十年代初的县广播局，县广播站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三十多名职工。主要承担着全县有广线广播网的建设与维护，通过城乡居民家中的有线小喇叭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传达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那时，电视还不普及，广播喇叭虽小，但城乡听众不少。特别是广大农村，有线广播是农民收听国内外新闻大事，获得各种信息的主要工具。与我一起工作的有四名编采人员，两名播音员，站内称作编播组。主要任务是编播有线广播的自办节目，配合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做好宣传。我到新岗位半年左右，老编播组长高德鸿升任副局长，另一位老编辑调离，还有一位女编辑只做采访工作。我被推到了独角编辑岗位。有线广播每天早午晚三次播出，每次播出一个小时，前半个小时转播中央广播电台或陕西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后半小时是自办节目。其中前十五分钟是《米脂新闻》，后十五钟是专栏节目，有《农业科技》《政策讲坛》《文艺天地》《生活顾问》《听众信箱》等。每天要编辑五千字左右的文稿。客观地说，编采广播稿件远没有编戏写剧本的难度大。只过了几个月我就基本上能适应工作了。编播组只有五六个人，同事们相互尊重，配合默契，彼此十分友好。老编辑高德鸿是令我十分敬重的师长。在日常交流中，他把自己十几年当编辑的经验体会毫无保留的传授给我，并告诫我“宣传工作无小事，出一点纰漏就是大事故”。每当审阅我编辑的稿件，一旦发现有瑕疵，及时指出。在合作的七年里，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我调离广播站的多年里，相互惦念，时有往来。五年前，八十四岁的高德鸿离世了，然而他的容音笑貌时常萦绕心头，怀念之情难以释怀。
我到广播站时，正是农村体制改革的初期。推行大包干的生产责任制，农民有热情，有积极性，但受长期极左路线的影响，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也不小。我从小生长在农村，亲身体会过“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化下的农民生活艰难。因此，积极宣传党的农村改革政策，有本能的热情与自觉性。凡是与大包干有关的稿件，我都优先编发，同时会根据稿件的新闻点配发自己撰写的小评论，为大包干呐喊助威。我采写过广播通讯《“包”字花映得集市红》，录音报道《迎春锣鼓满银州》《老罗的裤带放松了》等许多反映大包干给农村城乡带来大变化的广播稿。
当时，广播站给每位编辑配发一部半导体收音机，为的是方便收听中央电台和各省电台的节目，从中了解天下大事，学习编辑技巧。我是只要不静心编稿子，收音机总是开着的，各类广播节目都听，包括各类节目的导入与收尾的语言特点，我都会认真琢磨一下，并在编辑实践中借鉴效仿。在工作中，我逐步掌握到了广播节目的基本特点。广播节目是供人听的，听众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文化程度有高有低。因此，广播稿件的语言文字必须做到通俗化，大众化，口语化，让人一听就明白。广播稿件内容是通过播音员的解说传达给听众的。因此，编辑稿件时的语言文字，要尽量做到通顺流畅，富有节奏感。这样，播音员播音时就能感到顺溜上口，易于发挥口才技能。一个意思相同的一句话，表达时语言文字平仄结合，播音员播得舒服，听众听得顺耳。如果表达时的词句多是闭口音，尽管内容表达无误，但播音员读起来会感到很不轻松，听众听起来也觉得别扭。我很注重这方面的修炼，也养成了写文章追求平实朴素的习惯。由于我编辑的稿件好读好念，与几任播音员的合作都很愉快，而且还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关系。
那时在广播站当编辑最难应对的是稿荒。《米脂新闻》得天天播出，可来稿常常赶不上需求。而且一档新闻节目还得各行各业的报道都有一些，就像做一桌饭，荤素搭配，酸甜麻辣都得有点儿。这就逼得我早上到县城里跑一跑，采访一两条新闻凑进去。中午上班才开始动手编排新闻节目。办几档专栏节目，也是往往来稿不够十五分钟的内容，只得翻阅一些资料，自己撰写稿件填充进去。长期的这种短时间内凑足一档节目的工作形态，倒也锻炼出了我快思维，快动笔的能力，写三五百字稿件大都可以一笔成形。当然也不可能是精品力作，只是很像那么回事罢了。一天的工作很紧张，但也有小收获。当时站内实行编采人员半稿费制度。写一篇三毛钱就是一包香烟，写两篇六毛钱就是一颗西瓜，写三篇九毛钱就是一斤羊肉。
八十年代初的县广播站人际关系和睦，工作环境很好，所以我工作也很上心，很卖力。当时省厅和地区广播局开展一年一度的优秀广播节目评选。在师长高德鸿的指导下，我成为编创优秀广播节目的骨干成员。编辑的一套新闻节目分获省地评优一等奖。编采的录音报道《光荣牌送给心灵美的人》获地区一等奖，省三等奖。而且连续三年，米脂广播站送地区评选的广播节目获奖数量多，等次高。1985年，地区广播局还邀请我当评委参加节目评优，参与送省节目的修改工作。也为我后来调地区电视台工作做了铺垫。
干了一年编辑之后，我真的喜欢上了这个行当，时而会乘兴玩点儿小花样。记得是1982年的春天，县外贸公司送来一个收购红小豆的稿件。如果编成一条经济新闻，只能早午晚播出三次，很难收到广告效应。我很快编写出一段押韵顺口的广告语：“红小豆，红小豆，外贸公司有收购。红小豆，红小豆，现成票子拿到手”。（还有两句词，已记不清了）男女播音员配乐演播，连续播出三天。这是米脂广播站有史以来播出的第一条商业广告，也是播音员第一次播出配乐广告。事后，播音员说演播这样的广告词有点儿好玩。街头有小学生学着播音腔高叫“红小豆，红小豆，外贸公司有收购”。广告效果如何？不得而知。那时也不懂得回访一下县外贸公司的收购情况。
与广播结了缘，也就有兴趣有热情做好这份工作。当然与领导的关爱支持是分不开的。主管副局长的高德鸿倾心支持自不必再说。一次，我采访了县上的一位女职工嫁给镇川农民的故事，写出一篇广播通讯《爱，跑到玉米地了》。配乐播出后，副局长李廷堂热情赞誉，说这是广播站播出的第一个讴歌美好爱情的好节目。1982年秋，我精心编辑了一套准备报送地区参评的《米脂新闻》，在编辑手法上也下了点儿创新功夫。其中有一条快板新闻《李家沟解散了“光棍排”》，就是根据一位通讯员的来稿改编的。播出后，局长薛开堂几次在办公室里听录音。一天，他对我说:“你安排再播出一天。”我说刚播出的新闻节目再重新播出不太好吧？他放高嗓门：“播出前加一句应听众要求重播”。我说并未收到听众有要求重播。他笑着说：“我也是一个听众。我要求重播。”我深深感受到了领导支持的份量。
值此，我不得不多写几句薛开堂其人。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只有三年多时间。他人高马大，嗓门洪亮。最令我敬佩的是他工作有思路，有方法，有魄力，遇到工作难题不绕开走，说一不二，敢于担当，是我一生工作四十年遇到的最有决策能力的领导，也是我最敬佩的领导。他对你的工作不满意，会直言批评指导。他对你的工作满意了，也会及时给予人文关怀。1981年初，广播局党支部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不久，薛局长获悉我的妻子已怀上了二胎。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妻子是否怀上了二胎？我如实回答。他叹了口气说：“如果这样，你的入党申请就不上报，否则批下来了，二胎也瞒不住了，上级党委必然要发文件取消你的预备党员资格，闹个沸沸扬扬。至于入党嘛，就你这工作表现，迟早误不下。”我当即表态同意。到了1982年夏，给干部职工普调工资的文件下来，超生二胎的必然要受影响。一天，薛局长又把我叫到办公室:“治雄啊，你的儿子也生下了，儿女双全是好事。可你单职工家庭，就那点儿工资很受紧，我看让你妻子做个绝育手朮，调工资时，我也就好想办法了。”炽热真情，让我暖彻全身。第二天，我向薛局长报告了妻子同意做绝育手朮。当天下午，他带我去县医院，找到了妇产科的主刀医生杨大夫。他对杨大夫说：我的这个职工的婆姨要来做绝育手术，我请你亲自动手，确保手术成功。”杨大夫笑答：“薛局长委托的事，我一定精心尽力！”那年的调资，在薛局长的几番强力争取下，我如期调资。读者朋友，不知您在工作中能遇到几个像薛开堂先生这样的上级领导？
我在米脂广播站工作只有七年，其中有两年是脱产到电大进修。做编采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我从中学到了写作，编辑不同样式新闻稿件的基本知识，也从中享受到了“爬格子”的快乐。我也体会到对做某项工作有无积极性，关键是对这项工作是否有兴趣。只要有兴趣了，就会自觉地想方设法把这项工作做得好一些。在米脂广播站形成的写作兴趣，一直保持到现在。后来调地区电视台继续做编采工作。从事广电新闻宣传工作三十年，乐此不疲，从没有想过要调换一个工作岗位。初到榆林参加地区电视台的筹建工作，日常空闲时间较多。1988年，地区民间艺术团出访欧洲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艺术团回到榆林后，我采访了擅长表演“骑毛驴”的特技演员张有万，写出了广播通讯《我“骑毛驴”逛欧洲》。陕西电台播出后，当年被评为省优秀广播节目一等奖，全国优秀广播节目三等奖。后来还听说省广电系统举办编采人员培训会，有老师拿这篇广播通讯作为范文给学员们宣教。有了写作兴趣，自然也就成了一种爱好。那时，我还摸仿说书艺人的演唱特点，以农村改革出现的新气象为题材，写出了可演唱两小时的陕北说书词《保险记》，在全区保险征文活动中获得一等奖。受到时任省曲艺协会主席尚爱仁的热语好评。80元奖金等同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给我这个单职工家庭增添了两个月的生活宽余。
在米脂广播站的那段经历已过去整整四十年了。但那个颇具米脂窑洞特色的机关老宅院，培养了我的编采兴趣，写作爱好，让我的睡梦里经常出现她的画面。当年和我一起为有线广播小喇奉献智慧和汗水的老同事，已有多人作古离世，但他们的音容笑貌经常萦绕脑际。我怀念那个温馨古老的宅院，也感念当年的每一位老领导，老同志，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