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闻宣传这条路上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漫长岁月。回首这段历程，真可谓是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风雨雨，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欺骗、偷盗、批评、质疑，各种滋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丰富而又曲折的新闻人生。在我刚刚踏入新闻行业不久，就遭遇了一次至今难忘的骗局。这次经历，每每回想起来，仍让我感慨万千。
那是1988年4月。我从县广播站经公开考试选拔，调入绥德县委工作。本来可以去县委办给领导当秘书，熬上几年便能到某个部门谋个副科长的位置。但我当时年轻气盛，特别是对新闻工作满怀热情与憧憬，最终选择了宣传部专职新闻通讯干事这个职务。工作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搞好宣传报道，二是负责接待各路媒体编采人员。
记得夏初一个平常的工作日上午，临近下班，我正准备回家吃饭，分管新闻的部长忽然把我叫到办公室。他神色认真地递给我一张名片，说：“你现在去一下县干部招待所，上海某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记者叫王一鸣，已经到了。这是他的名片。你负责接待他，这几天他所有的工作行程和采访安排都由你来协调落实，不敢掉链子。”名片制作精美，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味——在那个年代，有名片的人还很少。这是我第一次接待省外媒体的记者，自然不敢怠慢。我立刻骑上自行车从县委出发，急匆匆赶往县干部招待所。到了之后，向登记室服务员问明上海来的客人所住房间号，便在二楼的一间客房里见到了这位“王一鸣”。
此人其貌不扬，长相颇有特点：尖嘴猴腮，个子不高，留着当时少见的烫发，一说话便露出一颗虎牙。他自称东北人，但口音里听不出丝毫东北味，普通话也不标准，我分辨不出究竟是哪里的口音，看上去不到四十岁的样子。初次见面时，我并未太在意他的外貌，只觉着不过是个普通的编采人员。但接触下来，总觉得他眼神闪烁，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可因为是部长亲自安排我接待的，我自始至终没有产生过任何怀疑，更不曾往坏处想。
“王一鸣”在县上待了整整一周。那几天，除了晚上回家休息，其余时间我几乎寸步不离地陪着他。前两天，他让我帮忙搜集各类历史资料和地方志，带他参拜疏属山上的扶苏墓和县一中院子里的蒙恬墓；又采访了几家比较出名的乡镇企业，还要求我安排深入贫困乡镇去采访。第三天，我费了不少周折，才好不容易协调到一辆吉普车，陪他去无定河畔一个偏远的小山沟采访——那一次，还是和一位县委副书记同乘一辆车。第四天，我又带他去了距离县城最偏远的河底乡“访贫问苦”。那里地处黄河岸边，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不尽人意”。在“走访”过程中，看到一位老太太因长年患病，一直躺在家里锅灶旁的土炕上，窑洞里的泥皮已经剥落，露出赤裸的石茬。“王大记者”当即掏出十块钱塞到老太太手里表示慰问。要知道，那时我一个月工资才七十多块，十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在场的村干部和乡干部都被他这一举动深深打动，我也不例外，觉得这位记者很有良心，是个有情怀的新闻工作者，心里对他生出了由衷的敬意。
为尽地主之谊，我特意把他请到家里吃饭。那天我妻子亲手包了饺子，还特意炒了一盘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鸡蛋想招待他。谁知他却说：“我是高干家庭出身，小时候鸡蛋吃伤了，长大以后就不吃了。”我当时心里惊叹：看人家大城市的人，鸡蛋是吃伤了、咽不下去了；而我们家，自己舍不得吃，只留给贵客和孩子。人比人，真是没法比啊！
不仅如此，县干部招待所的王所长听说上海来的大记者下榻在所里，还是个高干后代，为了巴结这位贵客，特意安排了一顿招待所规格较高的大餐。席间，所长问“王一鸣”喝点什么，他随口答道：“高登！”当时县城饭桌上主打饮料叫“高橙”，并非“高登”。在场陪同的地区报白记者听了，很是惊讶，偷偷冲我做了个鬼脸；一旁的女服务员也抿着嘴皱了下眉头，悄悄溜了出去。我当时有点纳闷，心想：既然是上海出版社的编辑，文化底蕴应当不浅，怎么会把“橙”成“登”呢？但转念一想，也许人无完人，大学者也有念错别字的时候，便没有往深处琢磨。为了感谢招待所的热情款待，王记者特意买了一块牌匾，让我找人写上“宾至如归”四个大红字，赠予招待所。
几天相处中，有几件事陆续引起了我的注意。有几次我去找他，有意从房门上的玻璃窗偷偷往里看，见他正襟危坐在桌前，似乎在伏案写作。有一次趁他去卫生间的空当，我出于好奇翻开了他的笔记本，却发现上面的字歪歪斜斜、潦草不堪，跟小学三年级学生的字迹差不多，完全不像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该有的水平。然而即便如此，我仍然没有往深处想。那几天，地区报社的白记者也在县上采访，因是同行，我们便安排在一起，白记者与“王一鸣”也渐渐混熟了。一天早上，白记者突然发现钱包里的钱少了几张，都是十元面值的。当时我也没往坏处想，还宽慰他说是不是自己不小心弄丢了。他却说，要是真丢了该全部丢完，不可能只少几张、留几张。我们俩私下分析，偷钱的会不会是服务员，或者隔壁的“老王”？可想来想去，服务员似乎没理由偷客人的东西；隔壁这位“王记者”，人家能主动掏钱慰问贫困老太太，又是上海大城市的记者，怎么看也不像是会做这种事的人。也不过三五十块钱的事，报案吧，觉得案子太小未必能破，传出去还丢人现眼。白记者最终只能自认倒霉，事情便不了了之。
第七天下午，我陪完“王一鸣”，和他确认好第二天的采访安排，准备回家。这时他有意无意地说了一句：“背着摄影包，走路骑车都不方便。晚上你也不用相机，我看就放在我这里吧，不用来回背了。”我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便把包放在了他房间写字台旁的柜子里。
第二天一早，我像往常一样骑自行车哼着小曲去招待所，上了二楼敲“王一鸣”的门。敲了几次，无人应答。这时服务员走过来说：“你们的客人一大早就走了，你不知道吗？”“啊？”我心里“咯噔”一下，暗自疑惑：不可能吧，他怎么能不辞而别？我慌忙让服务员打开房门，只见房间内空空荡荡，我的摄影包已不见踪影。坏了——这下把“稠的”做下了。我头上瞬间冒出冷汗，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四处张望，哪里还见“王一鸣”的影子。我又飞速蹬上自行车，狂奔到长途汽车站，里里外外找了一圈，依然一无所获。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上了当，部长也上了当，单位最贵重的办公用品——那台照相机，被骗子顺走了。
我立刻奔回宣传部，向部领导汇报情况。领导焦急地问：“那个长焦镜头还在不在？”我说：“长焦镜头还在。”那几天出去采访，我嫌长焦镜头太沉，一直放在办公室没带出去。于是宣传部花八百元购置的那只国产珠江牌70—200mm长焦镜头逃过了一劫，而那台单位唯一、价值四百多元的珠江牌135单反相机，却成了“王一鸣”顺手牵羊的囊中之物。要知道，那时我们宣传部一年的经费也不过三四千块钱，这笔损失对一个县级宣传部而言，绝非小事。我说去报案吧，部领导瞪了我一眼，说：“已经够丢人了，报了案让全县人知道，还不把咱们骂死？”
那几天，我像被霜打过一样，没精打采。从不抽烟的我买了一包三毛钱的烟，在办公室里腾云驾雾，反复自责和反省。好一个骗子，伪装得真好——竟在我这个堂堂县委宣传部新闻干事的眼皮底下活动了整整一周，骗吃骗喝，最后还偷走了我的宝贝相机，而我竟丝毫没有察觉。这时，那张散发着香味的名片、那双闪烁不定的眼神、那十块钱的“善款”、歪歪斜斜的字迹、脱口而出的“高登”、写着“宾至如归”的牌匾……一幕幕在我脑海里翻来覆去。我甚至开始对自己的智商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就是我从事新闻工作以来，第一次接待外地媒体人便遭遇的骗局，直到现在业内的几个同仁偶提此事，我就觉得喉咙里像卡着一只苍蝇。它让我刻骨铭心地明白：新闻这条路上，不只有鲜花和掌声，也有陷阱和欺骗。也正是从那时起，在后来的几十年职业生涯中，我学会了多一分警惕，多一分思考。
大约一个月后，山西省太原市某派出所给县委宣传部打来电话，说他们抓获了一名流窜作案的骗子，籍贯山西。该骗子供述，他曾在山西某酒店盗窃了上海某出版社编辑记者王一鸣的财物和证件，之后冒用其身份，流窜到陕西绥德招摇撞骗；在招待所期间，他还偷偷打开白姓记者的房间，盗走五十元钱，给招待所买了一块牌匾；并巧使“妙计”，将宣传部张干事的照相机骗走。我们接电话的办公室魏主任追问相机是否还在，民警说，嫌疑人已将相机以二百元卖掉，钱款已挥霍一空。
两个月后，我再次去河底乡采访。李乡长见到我，不无调侃地说：“你上次带的那个上海记者，我们在山西电视新闻里看见了，原来是个骗子小偷，已经被公安局抓了。”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他把我坑苦了。
根据山西警方要求，我写了一份关于被骗经过的书面材料。提笔时我才想起，从头到尾连骗子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只能这样开头：“关于假王一鸣在绥德行骗的经过”。